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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VS晋商:谁才是古代第一大商帮?******

原标题:徽商VS晋商:谁才是古代第一大商帮?

文:王涛

徽商与晋商、潮商,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三大商帮”。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历史上,三大商帮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帮中最为耀眼。

而其中,徽商与晋商之间,两相比较,则更能给人启示。

例如:晋商重钱不重官,“学而优则商”,徽商则完全相反,由于敬重儒学,提倡“学而优则仕”,所以从政的较多;再例如: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,而在徽商眼中,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;此外,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,他们有一句话叫“用亲不用乡”,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,他们是用乡不用亲,等等。

那么,创造商业奇迹不相上下的两大商帮,但其大相庭径之处,到底能带给人什么思考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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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商、徽商的盐业兴衰大比拼

据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对《中外管理》介绍,徽商与晋商都是明清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。晋商先起,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。晋商的发迹,与明代的开中制度有关。

在明初,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退往漠北,但仍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。为了加强防范,明朝政府先后建立了九边,在北方边地驻兵屯垦。当时,为了解决粮食补给问题,实施“开中法”,让商人输粮支边,作为回报,对商人授予盐引(食盐运销许可凭证)作为奖励,让他们前往淮、浙各地盐场支取引盐。因此,有不少晋、陕商人因此而起家,晋商由此而兴。

到明代成化、弘治年间,运司纳银制度确立,商人只需在扬州等地交纳银两,便可获得盐引。在此背景下,北方边地屯垦受到剧烈冲击,与扬州等地更为近便的“徽州盐商”崭露头角。

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推行纲盐制度,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,此后,徽州盐商的实力开始逐渐超过了山西商人。明末改变开中制,晋商则被迫退出盐业。

及至清代,扬州等地的盐商中,徽商占了绝对的优势。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、陕西商人集团此时受到严重打击。而到了清末,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,徽商在盐业的优势也土崩瓦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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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鼎盛期的比较上,徽商虽然崛起较晚,但鼎盛期的出现却早于晋商,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步入鼎盛期,而且持续到清朝。晋商起步与明初,但到了清朝中期开始繁盛,步入鼎盛时期。

从地域上看,在明代,晋商与徽商的活动范围都较大。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,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。不过在北方的北京、山东临清、河南开封等地,也聚集了大批徽商,这与其时的南北贸易格局密切相关。当然,到了清代,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,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

明代中叶以后,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。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,叫“无徽不成镇”。根据胡适先生的解释,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,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,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。徽州人进去了,就会开设店铺、发展商业,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。清代以后,“无徽不成镇”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,特别是长三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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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商重义拜关公,徽商敬儒拜朱熹

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,可以说只要有晋商票号或者商铺的地方,都会有关公供台,关公是忠义的化身,也代表了晋商所秉持的为商理念,用“诚信仁义”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。而在徽州民间信仰中,关公虽然也有其一席之地,不过,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。

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在明清两代,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“紫阳书院”、“徽国文公祠”。所谓紫阳,是朱熹的一个别号。朱熹虽然生于闽北,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)。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,往往是“徽国文公”(亦即朱熹)。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,显然是以此凸显“贾而好儒”的“儒商”特色。

此种“贾而好儒”的特色,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,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。“贾”与“儒”密切结合,让徽商有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独特气质。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,一些商人“贾服儒行”,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,自觉地以儒家伦理、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。明代中叶以后,徽商迅速发展为称雄商界的一支劲旅,与此一重要特色显然不无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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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商“学而优则商”,徽商“学而优则仕”

对待教育的态度让晋商和徽商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:晋商重钱不重官,“学而优则商”。家中子弟天资聪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,而往往是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经商之道,他们把读书看做副业,甚至把走上考科举道路的人认作资质较差、不适合经商的子弟。

徽商则完全相反,在他们看来,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,读书作官,“学而优则仕”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。徽商很爱读书,他们有的白天经商,晚上读书,在路途中也是时时不忘读书。

由于崇文重教,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徽商,以“富而教不可缓也,徒积资财何益乎”的识见和态度,“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”。他们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,建书院、兴私塾、办义学,“振兴文教”。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,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,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。

王振忠教授对《中外管理》分析道:徽商“贾而好儒”、“虽为贾者,咸近士风”。在徽州,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,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。另外,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,不少人名落孙山,只能转而去经商。在这种情况下,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。商帮的崛起,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“四民秩序”(士农工商)观。不过,也应当看到,“以贾代耕”的徽商,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,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,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。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,“儒为名高,贾为厚利”,徽商虽然重利,但亦重视“儒”名,故而服贾(经商)与业儒(以儒学为业)并行不悖,不少人更以“士商”自居。也正因为如此,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,又以文风兴旺、科甲蔚盛,而被世人誉为“程朱阙里”、“东南邹鲁”。

徽商非常重视子弟教育,在徽商家族中出过大批进士、状元。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,从1647年到1826年,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(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),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。在此180年间,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,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;浙江一甲进士59名,有5名是徽州人。个中的很多人,都是徽商子弟。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,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,这一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。

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。一方面爱读书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,另一方面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。因为有文化,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、运筹决算、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。

徽州商人在业贾致富后,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,成就儒业。为此,他们踊跃捐资,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、书院,广建义塾、文会,为乡里、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。有的家族明确规定,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,必须给予资助。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,给予来往路费、笔札膏火、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。这些规定,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,世代遵行。

因此,在明清徽州,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,文风相当兴盛。自明代中叶以来,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,他们既将经商利润汇回本土,又带回了各种思想、观念与文化,这使得皖南一域,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。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,而且,他们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,这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“至于晋商,虽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对儒学颇为重视,但‘山右积习,重利之念,甚于重名。子弟俊秀者,多入贸易一途,其次宁为胥吏,再次者谋入营伍,最下者方令读书。’这在当时,也成为朝野各界的共识。正因为如此,晋商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要远逊于徽州商帮。”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这样总结到。

封建社会,皇权高于一切,和官府关系的好坏至关重要。徽商以“贾者力生,儒者力学”为基点,竭力发挥“贾为厚利,儒为名高”的社会功能,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。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,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。因为徽商有文化,在与官府交往,同显贵应酬中,便能言语相通,应对自如。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50年,自乾隆中叶后,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。究其原因,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,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,自然无法“左右”朝廷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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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“用亲不用乡”,晋商“用乡不用亲”

徽商极为重视教育的背后,有出于维系家族传承的需要。对于徽商来说,从商可以有钱,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,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,才有社会地位。而且,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。在这一点上,徽商和晋商比起来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。

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,他们有一句话叫“用亲不用乡”,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。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的品质,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。徽商用亲是出于维系家族的需要。

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,他们是用乡不用亲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,不过条件通常很苛刻,在选拔人才方面显得更“纯粹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,晋商非常重家乡,不论他们走多远,在哪里做生意,他们的家都安在山西,最后都要回到山西。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响,家乡观念相对淡薄,徽商把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发芽,这也是徽商用亲不用乡的历史原因。

当然,晋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别,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,重点是摒弃其文化上的糟粕,学习其文化上的精华,比如:晋商和徽商都“重诚信、讲道义”,虽然成功之道很简单,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朴素的经商之道,才成就了它们纵横华夏数百年的商业奇迹,这点对于那些想做“基业长青”的企业来说,尤其值得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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